海上中国画百五十年

  • 发布时间: 2018/2/1 12:10:53
分享到:

说“海派”乃是整个近现代中国画的开端或者说是发展的基石,我以为是恰如其分的。事实上,在近现代中国画史上,除了民国时北方首先追踪古派的金城一系,整个二十世纪画坛出现的任一风习或者说是流派,包括建国后大兴的“新人物画”、“新山水画”、“新花鸟画”乃至85新潮后出现的“现代水墨”,都无不曾得益于“海派”的滋养。严格地说,1950—60年代出现的所谓“新长安画派”、“新金陵画派”,乃至盛于北京的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黄胄的画系,其真正的源头,都是清民时的“海派”。


张大千泼彩特技

“海派”之形成,或曰海上画坛之繁荣,是缘于开放性的经济文化背景,这固然首先取决于上海的地理位置,反过来也使上海成为一个不同于国内任何地区的特殊城市。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打破了旧的经济模式,充满着机会的地方;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又是一块可以避开兵祸,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土地,国内大批绘画人才因而以不同原因源源不断地涌入沪上。在这些新移民中间,除了意在售艺的职业画家,还包括为避政乱、战祸的文人,绝意仕途的隐者和辛亥革命前后脱离政界的耆宿,甚至还包括反清进步文人……他们的加盟,极大地充实了海上画坛的文化含量,构成了民国以来“海派”或曰海上画坛的中坚。这些画家,在随即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在与西方思想、制度、文化艺术潮流的持续碰撞、交融的互动里,有喊出“保存国粹”,守定传统艺术之根的,也有提出“新的国画”,吸吮外来艺术营养的,他们创造性地运用沪上在全国范围内独占鳌头的市场流通环节、传媒体系和教育体制,各持己见,各探灵苗,上演了一场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多元化艺术演义。


国画:名家大师之陈佩秋兰花技法解析

本文现拟将海上绘画的几大重要的转折时期及其各具代表性的画家,简略地作一些梳理和阐述。


清 张熊 寿石图 广东小雅斋2015秋拍

早期“海派”的一大特色,是元明以后衰微多年的人物画的复兴,具有通俗趣味的人物画所以会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是上海这所新兴城市的市民趣味所决定的。这种趣味,在相当程度上又激励了画家吸收外来艺术的营养,同时也令原本趋于市场化的某些传统文人画图式,如勾花点叶派和没骨法等,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


国画:名家大师之董寿平画竹技法解析

海派人物画大约可分两支,一支主要以明代吴门唐寅、仇项一路气质文弱的人物仕女为宗,尤以改琦、费丹旭为翘楚,其从属者有包栋、唐培华、潘振镛、潘振节等,而以潘振镛、潘振节等一度亦名噪海上,其后的冯超然、朱梅邨等,仍遥继并开拓了此一仕女画的传统。此外,这路画风不但对后起的大家如张大千、徐悲鸿的人物画风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同时又催发了以钱慧安等为代表的结合西画渲染的城隍庙派和以吴友如为代表的结合西画造型的故事画。钱派后继者还包括沈心海、谢闲鸥、曹华、石钟玙等;而吴友如的画风,除了曾影响过徐悲鸿,后来特立于海上画坛的幽默画名家丰子恺,其作画形式显然亦受到过吴氏新闻画的启发。


晚于费丹旭传帕特立于海上的另一支人物画,是以海上三任(任熊、任熏、任颐)为代表,祖述陈洪绶的人物画包括动物画,此种画风,亦兼受到过西画造型的影响。三任之中,任熊首开风气,所画亦最近陈洪绶,造型伟岸奇古,笔墨雄厚稚拙;任熏则用笔精谨,取意超妙;任颐则灵动多变,涉猎广泛,除了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倪墨耕、任堇叔和大家徐悲鸿的人物画,其高超的造型能力,还极大地推动了作为海派花鸟画分支的动物画的发展。

程璋、任预及后起的柳渔笙、郑集宾等,便是首先盛行于海上画坛的这路动物画包括人物画的代表,他们及任颐的绘画,还影响了另外一些善长西画造型的画家如蔡鹤汀、蔡鹤洲,以及画虎狮等动物的称名的张善孖、熊松泉等。海派动物画,皆以造型精确而极其生动最称其善,有别于以往文人追求静逸的格调。除了任颐等,程璋、柳滨等人所画动物,亦有呼出欲出之感。建国后在特殊的政治条件下,这一人物与动物画的传统极大地影响了主题性人物画创作以及风靡全国的动物画,影响至今不绝。

早期的海派花鸟画,循周之冕、恽南田、王忘庵、蒋南沙、华新罗等人的没骨法和勾花点叶法而来,并辅以陈白阳、石涛、扬州八怪等率意的笔墨,代表画家有张熊、朱熊、刘德六、沙馥、朱偁、王礼、胡三桥、金梦石、何研北等。早期海派花鸟画,以“海上三熊”(任熊、张熊、朱熊的合称)中的张、朱二熊声名显赫,而以艺术成就来看,则又以虚谷、任伯年的笔墨造型为高——虚以虚灵松动见长,任则以生动飞舞称善。此派画法,强调造型的生动性和设色的清雅,更兼笔致秀逸,达到雅俗共赏的圆融之境,演为兼工带写的小写意一脉,深刻地影响了1930—40年代名噪海上的“四大花旦”(唐云、江寒汀、陆抑非、张大壮的合称)。

以生动见称的海派小写意花鸟动物画与上述的两种人物画风一起,构筑起了第一代“海派”的典型画风,呈现着雅俗共赏的特色。


清 任颐 拜石图 嘉德2014秋拍 成交价43.7万元

二十世纪的政治鼎革,促使了一批前清遗民、归隐官宦和平民化的传统文人涌入沪上,与以“驱逐鞑虏”旗号下的推翻帝室统治的政治运动相凑泊,一方面使得海上画坛开始接纳清中期兴盛于扬州一带的粗笔文人画,造就并完善了文人重彩写意的商品化图式。而1910年代一批卖办、民族资本家以及亲中国文化的外籍商人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贸易受阻之机遇的崛起,极大地助长了赞助慈善和文化的风气,如海上著名的实业家、一度成为过吴昌硕赞助人和经济人的王震,以及当年有过赞助画家经历的海上大亨哈同,都是其中代表。是时,西方世界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灾难催化了以梁启超、梁漱溟等的致力救亡的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本民族发展前途的可能,传统文化因而一度有呈复兴之势……这些因素,皆促使了此时更具传统文(人)化色彩的重彩写意花鸟画逐渐成为市场的新贵。


金石用笔与清代碑学运动密不可分,修炼金石书法赋予了好古风习的文人画家以足够的自信。政治局势的变化也发挥了特殊作用:时值新文化运动兴起,革传统文化之命的呼声呼彻云霄,令一些人非但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传统艺术,而且更将之指向传统文化的最后堡垒——文字——汉字拼音化的呼声曾经一度高涨。革文字之命的极端主张,一时令无论前朝的遗老,还是具有新思想的文人,都义无反顾地在保存“文字/文化”的大旗下携起手来。金石入画,对集结于此的职业化的文人画家来说,也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内涵。

海派第二代金石大写意的繁荣,塑造了大批名家,如高邕之、王一亭、郑文焯、丁辅之、俞礼、钱瘦铁、潘天寿、来楚生、刘海粟、王个簃等,并推出了当时公认的大师——吴昌硕。在吴作古后,重彩金石化的粗笔水墨画在经过传统型画家如齐白石、潘天寿、黄宾虹、钱瘦铁、来楚生、吴茀之、诸乐三等的继承与发扬,和学院派的中西合璧型画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朱屺瞻,包括林风眠、丁衍庸和李可染等的借鉴与改造,极大地推动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画的发展进程。

在海派金石大写意发展、转化的同时,约在1920—30年代,海上画坛出现了一种在固守传统雅正冲淡的笔墨基础上回归造型(丘壑)的倾向,这便是传统绘画的大宗——山水画的中兴,即以吴湖帆、张大千、贺天健、郑午昌、谢稚柳,包括陆俨少等为代表的复古派山水画的兴起。


郑午昌 云岩高隐图 上海天衡2005秋拍 成交价88万元

虽然自上海开埠以来,以山水名世者并不少,且走的多是“四王”正统派一路,如张熊、钱杜、吴大澄、顾沄、陶淇、秦炳文、陶焘、金心兰、何维朴等,但影响较大的仅胡公寿、陆廉夫、杨伯润、吴谷祥、马骀和吴石僊等为数不多的几家,况且其中不少人或有一手意笔花卉的本领,或善简化繁难的山水图式,特殊者如吴石僊,已将米氏云山化作了摩登风景画的格制……凡此种种,皆说明了山水画最初并非以市民阶层为消费主体的海上画坛最行俏的品种,正所谓“要讨饭,画山水”,市场上盛行的主要也依然是明清演为大宗的南宗山水图式。

随着1920年代上海经济的高速发展,上海绘画的中心舞台由老城厢向新租界转移,新一代消费群体由原先的普通市民转变为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有产者,而如吴湖帆、冯超然、吴待秋、吴子深、贺天健、郑午昌、吴琴木、张大壮、张石园等精意追踪正统派画家开始大量涌现。当时名声极盛者当推“三吴一冯”(即吴湖帆、吴子深、吴待秋、冯超然),后来追踪古风的吴湖帆、贺天健、郑午昌、陆俨少等,原本也同属于这一类型。与此同时,海上文人写意画的兴盛,一度也造成了山水画的写意化。当时出现的“四僧”热,非但影响了张大千、钱瘦铁、贺天健、郑午昌、唐云等人的画风,后来更辐射全国,极大地影响了建国后的新山水画。

就在“四僧”与“四王”两类画风此消彼长、甚至相与融合的同时(代表画家有郑午昌、贺天健等),现代传统媒的兴起和清王朝瓦解后宫庭旧藏的高古名迹散佚人间,突然使人们有机会看到在文人画一统以前的宋元真迹,这使得回归唐五代绘画的呼声高涨起来,持这一取向的画家主要以张大千、吴湖帆、郑午昌、贺天健、谢稚柳,包括陆俨少等为代表。如吴湖帆通融元宋而自创一格的温文典雅的云山新貌,张大千、谢稚柳追踪古法的山水、人物、花鸟画,开创出惊才绝艳的细笔画新风,而如陆俨少、郑午昌、贺天健等亦纷纷改弦易,上溯元人,即使是原本钟情明清山水画风的黄宾虹,也高喊出师法宋人的声音……

需要指出的是,三四十年代沪上山水画坛的这次复古,并未完全脱离一统画坛数百年的文人画的影响,尤以黄宾虹、陆俨少为代表的一些文人型画家,在力追古人的同时,继续恪守着董其昌的文人画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吸取宋元绘画因素的同时,取得了文人山水画在新时代的持续发展。

约略在山水画获得重要发展的同时,海上花鸟画亦出现了新的变化,是即以四大花旦为代表的雅俗共赏而具文人趣味的小写意花鸟画的中兴。

此一度中兴的海派小写意花鸟画,与其前辈虚谷、任颐等一脉相承,而其不同于前人之处在于,其于讲求生动的同时,更重追求古法和气韵。事实上,在四大花旦成名之前,如当时海上画坛有领袖之实赵叔孺、吴湖帆,也曾致力动物、花卉画创作,如赵长画马,吴善画荷竹,并收授生徒,尤其是后来领袖群伦的吴湖帆梅景书屋,与赵叔孺的二弩精前赴后继,培养和影响了如徐邦达、王己千、陆抑非、陆俨少、宋文治、俞子才、程十发等大批后来以书画研究与创作见长的重量级人物。所以更注重传统文人画的气息与笔墨技巧,主要是因为如前所述,海上绘画的消费群体已发生了质的改变。

后起于赵叔孺、吴湖帆,并称为四大花旦的唐、陆、江、张的花鸟画,各有特色,如唐侧重于灵动飘逸的文人趣味,陆重精谨深穆的画家画技巧,江以全面生动见长,张则独喜南田的冷逸之风。他们前赴后继,将虚谷、任伯年以来的小写意花鸟推向了另一个新的高峰。与此同时,海上画坛还涌现出一批画动物名世的画家如张善孖、戈湘兰、殷梓湘、蔡鹤汀、蔡鹤洲、房毅等。这种专门化题材的兴起,既是艺术商业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同时这也对建国后诸如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黄胄画驴、吴作人画天鹅、骆驼等,都有极强的引导与催化作用。

越发趋于多元而无统一的风格,是海上画坛进入第三代的标志,这体现了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深化。即使当时的画坛以吴湖帆为领袖,以张大千为画家追慕的榜样,这也只体现了海上画坛新的崇尚精雅的一种力量,在他们之外,尚有服务于各种不同阶层的不同趣味的各种层次的画家,如催生过李秋君、陈小翠、周錬霞、陆小曼、冯文凤、谢月眉等著名女画家的海上女子书画会,就是十分别致的特殊族群;而如金石大写意一派自吴昌硕故世后,亦有着黄宾虹、潘天寿、钱瘦铁、来楚生、吴茀之等许多后来称名画坛的重量级人物,前赴后继地推动着此一画系的持续发展……


吴湖帆 大龙湫 纸本设色 朵云轩2014春拍 成交价1150万元

建国以后,海上绘画虽然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但由于新中国的行政区域化划分和艺术人才的调拨,令上海不再是一个外地优秀人才可以随意出入的地区,海上画坛因而也渐失去了其赖以发展的外部活力,而艺术市场的一度消失,也令以往海上画坛人才辈出的争竞态度发生了改变。尽管上海仍以雄厚的人才积淀成立了规模庞大的上海中国画院,并且分别在山水、花鸟、人物各科催生出如贺天健、谢稚柳、陆俨少、应野平、沈迈士、孙雪泥、唐云、江寒汀、陆抑非、张大壮、陈小翠、周炼霞、陆小曼、程十发、陈佩秋、郑慕康、刘旦宅、颜梅华、戴敦邦等一大批承民国时海上画坛余绪的优秀画家,创造了丝毫不逊色于他们前辈的艺术成就,但由于艺术中心随政治中心的北迁而转移,此时的上海,已难以成为这一阶段全国范围内中国画发展最为核心的舞台。

尽管如此,由于有深厚的积淀与传统,海上中国画在自1950——1990年代的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占据新中国画坛重镇的地位,此地的画家,承民国时海上绘画的遗风,如前所述,仍创造出丝毫不逊色其前辈的艺术成就和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如谢稚柳、陆俨少、陈佩秋等擅长的古典情怀的山水画及花鸟画,贺天健、应野平、陆俨少所独创的红色山水,由唐云领军,江寒汀、张大壮等共同推动的新花鸟画,程十发独特而灵动的少数民族人物画,刘旦宅似古实新的古典人物画……皆享誉海内而令人口口相传,此时的海上画家,虽未成为建国后新中国画坛最为时尚和前卫的群体,但对国内画内却仍具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占据了新中国画发展史的重要篇章。

上述其实只是百五十年海上画坛自身的发展,如果要说明海上绘画在百五十年时间内对国内画坛所起的重要影响,则又是另一个专门话题了。这里可以略举其要,稍加说明,如建国后领袖群伦的北方大师齐白石,所受吴昌硕、陈师曾师徒的影响,已是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如建国后在山水画坛横空出世的傅抱石、石鲁及建国前一度在北京画坛影响极大的萧谦中,包括陈半丁,受首兴于海上画坛的石涛及野逸画派热影响至深;建国后在花鸟画领域取得重要建树的画家潘天寿以及吴茀之、诸乐三,都是直接受吴昌硕亲炙的金石大写意画派传人;对建国后新人物画有重大贡献的徐悲鸿、方增先,也极大地受到过海派先驱任伯年的影响;此外尚有大批成名或求学于海上,后来对国内画坛有重大影响画家的如黄宾虹、高奇峰、高剑父、蒋兆和以及李苦禅等……他们的事迹与成就都已成为近现代中国画史上无法绕开的篇章,但他们光芒闪耀的艺术生涯,却都已深深地被打上了“海派”的烙印。